直至今天，法律现代化理论、法律文化理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理论、权利本位论和法律移植论等等，依然是中国法学思想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第59条第7项和第60条第6项，院庭长依法依规行使程序性事项审批权力。【期刊名称】《法律适用》【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7 进入专题： 审判流程管理 司法公开 司法统计 当事人知情权 。
这意味着，结构主义本位的治理模式并不完全排斥管控权力的行使，相反，治理模式中必然涵盖管控模式的要素。[8]审判管理部门通常会制定一整套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基础指标和分析指标两个部分组成，基础指标包括结案收案比、案件平均审理天数、法定审限内结案率、超审限未结案率等。充分利用全国汇集的审判流程信息，能够通过数据的整合及交叉复用，形成法官行为偏好及行为模式等大数据，有助于提升审判管理水平，并进一步助益审判业务的科学化。审判流程管理虽然具有行政管理的属性，但其显著区别于传统的行政管理，集中表现在必须运用符合审判权属性和运行规律的方式管理审判事务。分析指标是分析审判工作运行态势的参考性指标，包括当庭结案率、审判人员平均结案数等。
审判流程信息公开是审判公开的组成部分，也是审判公开的具体化和制度化。这意味着，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背景之下，院庭长职能发生显著变化。模式的提出、优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实践的过程。
三项机制包括：统筹协调机制、工作闭环管理机制、条快力量融合机制。综合执法平台承担一线日常执法巡查和现场监管功能，工作任务包括：统筹行政执法资源，落实执法信息公开，建立联合执法机制。这一表述侧重5个方面的因素：城乡差异因素、主体合力因素、治理策略因素、重点突破因素和具体操作因素。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率先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意义深远。
社会治安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在充分吸收现代科技成果，运用枫桥经验人防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发挥物防和技防作用。(一)全方位、多要素、过程性的治理模式表述 《诸暨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平安诸暨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强化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的工作任务，指出：依托传统管理格局，以基层网格为管理单元，以信息化手段为基础支撑，以长效责任机制为关键环节，推进‘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
[3]李德：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创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研究，载《吉林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因而，模式的形成是基层治理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科学有效的模式一旦形成，对改进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10]枫桥经验通过村级民主议事制度、村规民约制度、村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基层民主建设，激发了公民的参与热情。(三)营造和谐人文环境 基层社会治理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和谐人文环境的支持，本身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
(三)路径、手段和目标相互协调的治理模式 诸暨政法委提出了五治一体社会治理新模式：提出了共治、法治、德治、自治、善治为内容，五治一体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为全省乃至全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诸暨实践、诸暨样板、诸暨经验。从上至下和从下至上的结合，是实施评价的基本方法。枫桥经验治理实践中，治理体系的规划能力、治理结构的生成与运行能力、治理过程的监管能力、治理效果的评价能力和治理目标的回溯能力，构成了完整的治理能力体系。完善法律服务供给制度，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对存在问题的监督落实整改措施。完善三个机制：村规民约自律机制、模范家庭评定机制、先锋党员评议机制。
在2008年5月的一次民主恳谈会上，三上三下机制应运而生。全面建立村(社区)环境卫生门前责任制度和节庆活动指导备案制度。
源头治理要求矛盾纠纷的化解必须重视预防环节，通过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使矛盾纠纷不发生、少发生。向村(社区)选派律师或者基层法律工作者担任法律顾问，逐步实现‘一村(社区)一顾问，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推动法律服务向就业、就医、就学、社会保障等领域延伸。社会自治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有着深远的意义。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要素之中，主体要素是关键。从具体的实施程序来看，该制度共包括了4个大的步骤，也可再细分为8个小的步骤，通过这8个小步骤依次实施最终完成村务的决策和公开。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基层司法融入、参与、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积极发挥基层治理现代化作用，成为了必须面对的课题，值得认真研究和回答。
[12]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参见李炳烁：通过司法的基层社会治理：解释的框架与转型空间，载《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二)党务、村务公开接受监督 枫桥经验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注重社区发展，通过营造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提高村民参与规则治理的能力、监督公共权力的能力、决策决断的能力等。
8.深入开展综治理论研究工作，着力探索解决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的深层次问题。6.加强治保委、调解委和群防群治队伍建设，健全制度，加强培训，提高素质。
7.认真作好本辖区各部门、各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签约、检查、考核工作，对工作成效明显的进行表彰奖励。依法治理侧重建立和健全治理所需要的章程、规约，收集、明晰习俗、惯例，编辑和保存典型事例、先进经验，严格依法规范各类行为。
承诺不仅明确，而且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科学合理的治理体系，需要经过实践才能得到确立。综合治理追求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效应，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相互之间，目标同向，合作共赢，共同追求良好的治理效果。民主决策的范围应当通过村民代表大会组织办法予以细化。
三下是指如论证后的方案经由村党员会议审议通过，然后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由村委会主持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表决。[7]《诸暨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镇乡(街道)四个平台建设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实施意见》提出了政府提供健全完善的管理服务体系的内容，对5个方面体系提出了重要的补充：按照省委、绍兴市委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围绕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认真落实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要求，统筹市、镇乡(街道)条块力量，优化行政资源配置，推进运行流程再造，着力构建权责清晰、功能集成、扁平一体、运行高效、执行有力的镇乡(街道)管理体制和机制，形成‘部门主建、镇乡主管、平台主战的工作格局，全面提升镇乡(街道)社会管理和服务群众水平，全面提高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基层社会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必须嵌入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之中。三上是指将论证后的方案交由村两委会讨论，并由党员大会审议，会前应把方案送交全体党员。
[6]任建通、冯景：纠纷解决与基层社会治理——以‘枫桥经验为例，载《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1期。(二)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从其所涵盖的范围上，包含了基于合作治理思想的基层社会治理中党委、政府、基层群众分工协作、共同参与的三类主要事项：党委规划领导事项、政府服务事项和群众自治事项。
针对特定人群心理特点，运用心理专门服务手段，发挥专业组织作用。社会自治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公民的社会责任，提高公民的参政积极性，增强公民的社会责任，提高公民的治理能力，塑造公民的政治认同和社会团结。这不仅是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必须坚持的重要方面，而且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枫桥经验通过追求善治目标，多元主体共治方式，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
通过党建引领、政府采购，引导各类治理主体充分发挥作用，释放社会活力。基层司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必须加强，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必然要求基层司法能力提升，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要。
2.及时排查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社会治安问题，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开展社会治安、公共安全整治专项活动和重点专项治理工作。四前工作法将党委领导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首要环节，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前置条件，形成了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内容。
防微杜渐式的治理运行机制取得的良好结果，就是最大限度实现了社会和谐有序。巩固与深化平安村、社区、企业、校园、医院、市场、矿山、路段、校区、工区(工地)、园区、景区等平安创建工作，落实长效管理。
